笔者在网上看到两起处罚案例，都是关于无线电违规处罚方面的。

案例1：2024年8月7日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：该轮C站（JUE-75C）未在船舶电台执照中登记，该C站表面贴有“终止使用”的标签，但于2024年6月8日进行了测试。二副作为无线电设备登记管理人员，被罚9000元。

案例2：2024年8月6日，执法人员发现某船设置并使用了2台VHF，型号分别为FT-805和TM-281，其中1台VHF(型号TM-281)未在船舶电台执照上登记，水手兼G证李建平作为责任人员被罚款9000元。

针对上述两个案例，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：

第一，处罚的事实认定。

案例1中，C站未在电台执照中登记，且贴有“终止使用”标签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笔者认为其中缘由可能有二：一是设备故障暂时终止使用，待修复后再使用；二是设备永久被废弃。到底属于哪一种，应当进一步核实船级社证书（无线电设备证书），查看是否标注该设备。

如果标注，则船舶必须配备该设备，违法的实质是电台执照与无线电设备证书不一致，或者说电台执照与实际设备不一致。如果不标注，则证明该船不需要配备C站，两证书一致。如果属于前者，二副测试C站属于职责所在，并无不当。

第二，处罚依据的认定。

两个案例，执法部门认定的违反依据和处罚依据相同。其中，违反依据是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、《无线电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；处罚依据是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一条第（三）项。

在全国层面，各地执法部门适用法条存在不一致。从《中国海事》相关文章获悉，新《海安法》生效以来，违反海上无线电通信规则的行为979件，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要求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 508件，这些案卷都是对无线电违规设置的处罚，但是引用法律各有不同，一部分引用新《海安法》第24条（二）作为违反条款，第101条（三）作为罚则；另外一部分则引用《无线电管理条例》第38条（一）第一款作为违反条款，第72条 第一款作为罚则；甚至还有部分引用新《海安法》第9条第 一款作为违反条款，第96条第一款作为罚则。

经查询相关法条，笔者有两点看法：

一是，各地执法部门认定处罚依据虽有不同，但基本没有问题，因为适用的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。造成法条适用不同的原因，在于《海安法》自身的问题，也就是针对《海安法》第24条的规则条款，第101条处罚条款多出了一个兜底条款（“其他违反海上无线电通信规则的行为”），这个条款在第24条中找不到对应的规则条款。所以，执法部门认定规则条款时出现了不一致。

二是，关于第101条（三）这个兜底条款，在适用时要注意恰当的范围，不能随意扩张。也就是说，不能把所有违反“无线电通信规则”的行为都适用这一条款。

第三，处罚对象的认定。

两个案例都将具体操作人员作为处罚对象，这一点是否合适？笔者认为有待商榷。比如证书与设备不一致，其实大多数无线电违法都属于此种情况，这应当是谁的责任？笔者认为主要责任在于公司，而非船员。如果只是罚款，无论处罚对象是谁，公司会承担。但是如果是扣证，船员可就成了背锅侠了。另外，即使是罚款，也会在处罚系统留下印记，造成不利影响。

为什么执法部门把具体操作人员作为处罚对象呢？笔者从法条进行了分析。

《海安法》第24条第2款规定：承担无线电通信任务的船员和岸基无线电台（站）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海上无线电通信规则，保持海上交通安全通信频道的值守和畅通，不得使用海上交通安全通信频率交流与海上交通安全无关的内容。

第三款规定：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，影响海上搜救的身份识别。

显然，第2款将罚款对象设定为“承担无线电通信任务的船员”，处罚事由是“保持值守和畅通”，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，责任显然是船员。

第3款处罚对象是“单位、个人”，处罚事由是“违规使用识别码”，这种责任肯定一般应当是船东，如果说船员也有责任，那么也是次要责任。

糟糕的是第101条（三）这个兜底条款在规则条款中没有出现，且在101条中也没有明确处罚对象。笔者建议，执法部门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应当将处罚对象一概的指向具体操作人员，比如案例2中的水手。

最后，笔者建议：

一是，船舶要核验设备和证书要一致性，避免被罚，执法部门应当避免以罚代管。

据悉，自2021年9月新新《海安法》实施以来，全国因船舶无线电设备船证不一致问题被查处近2000艘次、罚款1300余万元【数据来源《船舶无线电违规设置行政处罚法律适用建议》，载《中国海事》2024年第8期】。在实施行政处罚时，部分执法人员为了提高结案率，对拆除的设备不做处理，导致违法设备还留在船上，船舶离港后，部分船舶还会继续违规设置。

二是，在界定处罚对象时，执法部门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应当将处罚对象一概的指向具体操作人员。